周勇：雾霾大暴发根本原因是燃煤烟气治理缺陷（二）

四、2015年以后开展的超低排放改造是常规污染物的深度减排，仍有足够多的致霾非常规污染物排入大气，并造成雾霾，只是程度有所减轻

1、超低排放是过去有酸雨时治理酸雨主要措施的加强版，并非针对雾霾治理

超低排放改造仍然是针对导致酸雨的常规污染物更低排放标准的深度减排，对非常规污染物减排作用不大。因此，超低排放改造之后，仍有足够多的可凝结颗粒物不被控制的排放到大气中，成为大气中一次超细颗粒物的主体，也是特定气象条件下二次颗粒物形成的温床和加速器。超低排放改造的综合效果，表现为霾、雾、轻雾天数仍在突变后的高位徘徊。

有人以还有好多燃煤设施没有进行超低排放改造，可能继续导致雾霾，为超低排放改造开脱责任，是站不住脚的。超低排放改造减少了大量污染物的排放，这也能够反证2013-2014年为什么雾霾大爆发。但是超低排放改造与改造之前的湿法脱硫脱硝相比，在非常规污染物排放方面，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善，也不是治理的目标，属于五十步笑百步。

2、考虑可凝结颗粒物后，严格的北京超低排放标准下，颗粒物浓度也超过5毫克的北京标准

在超低排放完全实现，标准也非常严格的北京，燃煤设施可过滤颗粒物（FPM）排放极低。但加上可凝结颗粒物后，也超过北京的颗粒物排放质量标准。而中国环科院任院士提供的北京之外若干设施的检测数据显示，仅仅可凝结颗粒物平均浓度就达每立方米13.9毫克，远远高于北京市。即使达到超低排放的一些燃煤发电机组，PM2.5或PM1.0质量浓度很低，但其数浓度并不比PM2.5质量浓度很高的锅炉低多少。

3、权威专家评价：超低排放评价显著低估了颗粒物的实际排放水平

即使检测出上述北京超低排放水平很高的权威专家，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也评价到：我国现行污染物排放标准，颗粒物指标专指FPM，没有考虑粒径极小、数量极大及特定气象条件下雾霾暴发成因的CPM。可见，超低排放评价显著低估了颗粒物的实际排放水平。

这一判断与我们这几年的研究一致。

4、目前重点区域基本完成超低排放改造，能见度低的霾、雾和轻雾天数按照PM2.5质量浓度相对雾霾大爆发之前下降50%推算天数的十几倍，而不是一半；显然，相对雾霾治理，超低排放并非对症下药

按照PM2.5质量浓度已经下降到雾霾大暴发前的50%，霾、雾和轻雾天数应该是雾霾大暴发前的一半，山东省平均应该在15天左右，但实际天数至今仍是这个数值的十几倍，令人难以置信。导致能见度低的超细颗粒物，粒径极小，但对健康的影响一点也不小，甚至更要命，需要根治。

五、煤炭消费总量、散煤燃烧量、机动车排放等常规变量，在2013年前后都没有突变，不可能导致雾霾大暴发

1、煤炭消费量在雾霾大暴发前后没有大的变化

2001-2006年PM2.5质量浓度随着煤炭消费量上升而同步上升，2007年开始二者已经脱钩。

一般而言，对煤炭消费量的控制，有利于降低PM2.5的质量浓度。但2007年开始的脱硫除尘，使得二者基本不再相关，煤炭消费量已经不是导致PM2.5浓度升高或发生雾霾的关键变量。如沈阳等一些城市煤炭消费量早就从2000年开始大幅度下降，但在2013年仍然暴发极度严重的雾霾，也能够略见一斑。

如果没有外部因素发生突变，雾霾天数会沿着图7中红色箭头方向变化，略微增长。如果进一步考虑2012年后单设的轻雾天数，雾霾天数的突变比图7中蓝线还会高一倍多。这是找到雾霾大暴发的钥匙，但由于当时数据难以拿到，错失搞清楚主因的机会。

图7 雾霾天数与煤炭消费量变化趋势

（图7为山东省煤炭消费（黑线）和雾霾天数（蓝线）变化，2013年前后煤炭消费量没有多大变化，但雾霾天数则发生突变。因此，雾霾大暴发不可能是由于煤炭消费量突变引起的。）

2、其他常规变量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即使其对当地PM2.5质量浓度贡献一直很大

散煤燃烧，可能雾霾大暴发之前烧的更多。减少农村散煤采暖、减少产业散煤燃烧等措施，有利于PM2.5质量浓度的下降，但也不是雾霾大暴发的原因。

机动车，就华北平原而言，一直在按照常规增长，其排放不可能引起突变。

建筑工地可能是PM10的主要来源，而不是PM2.5的主要来源。

燃煤发电机组或锅炉数量及其燃烧技术，在2013年前后也没有多大变化，不可能引起突变。

其他变量，如钢铁产量、电解铝产量、建材产量等以及经济产出变量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都是正常范围内的变化。

图8 不同大气污染相关变量的变化率比较

（图8中只有霾和雾霾天数之和发生突变（不包括轻雾天数）。其他经济变量或重点耗能产品产出变量在2013年前后都是常规变化，没有任何突变。如果包括轻雾天数，更是难以置信）

3、华北平原较大城市市区或作为禁煤区的北京，机动车的排放有时可能是主要细颗粒物来源，但燃煤烟气治理产生的一次和二次颗粒物在每次的雾霾暴发前就已经随风迁入，燃煤烟气治理缺陷对其影响也不小

在北京这种周围有很大禁煤区的特殊城市或华北平原较大城市市区，机动车有可能在一定时段成为超细颗粒物的主要来源。

但是，由于北京几个方向的非禁煤区，都有大量的燃煤烟气治理设施，其排放的超细颗粒物能够在大气中长时间累积并随风漂移，足够引起雾霾发生。

雾霾发生前的风向或卫星反演，都能够显示这种超细颗粒物输送。可见，燃煤烟气治理缺陷也照样影响北京，只是程度小一些。北京没有煤炭燃烧，也就没有燃煤烟气治理设施，不会因为烟气治理的缺陷直接加快、加重当地的雾霾。

北京周围有很大的禁煤区，北面也属于山区，其雾霾治理与华北平原其他区域有很大的差别。主要是因为雾霾由燃煤烟气治理缺陷引发，北京作为禁煤区肯定大大好于非禁煤区。过去的奥运蓝、APEC蓝等也说明这个问题。禁煤区离北京越远，效果越好，因为每次雾霾即将暴发前和暴发中的时候，当地产生的致霾污染物对当地雾霾暴发影响很大。

搞清楚哪些因素可能是雾霾大暴发的原因，哪些不是，对于实现精准高效的雾霾治理很关键。

4、煤炭消费总量与PM2.5质量浓度2007年开始脱钩，以此为抓手治霾，并非精准

煤炭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的基础能源，逐渐成为在开发和利用过程中破坏生态环境和危害公众身体健康的代名词。但是，中国煤电作为煤炭消费最大部分，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比其峰值下降90%，烟尘下降幅度也很大，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供热、钢铁、焦化等在华北平原等重点区域已经基本实现超低排放。理论上这些区域的主要耗煤领域应该摆脱了污染环境、危害健康的诅咒，但事实并非如此。

2013年中国北方大面积严重雾霾突发，山东省雾霾天数连续两年翻番式上升，北京和济南的PM2.5质量浓度和前三年比没有明显变化。一般认为，PM2.5是雾霾产生的主要原因，但其内涵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质量浓度，而是数浓度。

2012年至今，PM2.5质量浓度下降50%。但是，以能见度为特征的霾、雾和轻雾的天数没有下降多少，仍在雾霾大爆发后的高位运行。结合湿法脱硫脱硝后的燃煤烟气治理导致PM2.5质量浓度降低，但PM2.5数浓度几十或上百倍暴升的证据，可以判断是PM2.5的数浓度导致2013年开始的雾霾大爆发，而不是质量浓度。

从煤炭消费量与PM2.5质量浓度的关系看，2001-2006年间二者同步增长，相关性很高。PM2.5质量浓度则是2006年达到峰值，之后逐渐下降。主要是这一段时间煤炭消费量快速增长，但相应的烟气治理技术没有跟上，除尘水平都较低。2007年到2013年，煤炭消费量在增加，并达到峰值，但PM2.5质量浓度不再增长，而是持续下降。2010-2013年，PM2.5质量浓度处于下降中的平台期。2013年之后PM2.5质量浓度则比雾霾大爆发前后的平台期下降50%。华北平原煤炭消费总量2013年之后处于稍微下降趋势；山东省的煤炭消费量还在增长，直到2019年。

2013年雾霾大爆发的原因是CPM排放、过度喷氨、含有水溶性盐的气溶胶和雾滴、湿烟囱排放的过量水汽等非常规污染物导致的PM2.5数浓度的暴升几十甚至到上百倍所导致的。

专家认为，PM2.5数浓度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的影响更为关键和重要。在特殊的燃煤烟气治理技术和管理措施突变下，PM2.5质量浓度没有多大变化，但数浓度暴升上百倍，从而造成2013年开始的雾霾大爆发。这个暴升是因为湿法脱硫脱硝等技术缺陷、标准缺失和监管缺位等共同造成的烟气治理环节的次生污染或次生灾害，并非是煤炭消费量或PM2.5质量浓度变化所致，这是必须认清的雾霾大爆发的根本原因。否则，治霾很难对症下药。

严格控煤措施形成的煤炭消费总量小幅度下降，能够对PM2.5质量浓度起一点作用，但因为2007年二者就脱钩，所以作用很小；而相对雾霾天数几倍，或PM2.5数浓度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变化，煤炭消费总量微小的变化作用不大。类似沈阳2013年雾霾大爆发，煤炭消费量当时已经比2000年前后下降很多。可见，通过控煤来治霾，并非对症下药。针对燃煤烟气治理缺陷造成的次生污染，才是快速、低成本、高效治霾的关键。

本文分四次刊载，第一次刊载为执行摘要和“一、对题目的进一步解读”、“二、2013年中国北方暴发大雾霾并持续至今，是可以确认的事实”两大点，请点击《周勇：雾霾大暴发根本原因是燃煤烟气治理缺陷（一）》阅读；本次刊载为文章的三、四、五大点。（在2021年2月2日召开的中国绿发会第三次大气污染精准治理讨论会上的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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